週六早晨的旺角花墟，潮濕的空氣中夾雜著花香，水桶裡的花卉依然燦爛，行人道上擠滿了選購的顧客。表面看來，生意興隆，但若仔細觀察，不難發現這份繁華背後藏著一絲苦澀。曾經一束能賣到五百至七百港元的花束，如今價格已跌至三百至四百港元——比去年同期至少便宜了兩成。檔主們坦言，這並非他們心甘情願的讓步，而是不得已的生存之道。不降價，便意味著整筆生意拱手讓人——讓給十八公里外、香港顧客如今可以輕鬆跨越的邊界彼岸。
一年比一年薄弱的利潤邊界
「生意每年跌一點，」花墟一名店員這樣形容，「但一年年累積下來，就是一大截。」這種看似微不足道的年度流失，日積月累，已演變成這個行業的生存危機。對香港花卉業而言，2026年的現實是殘酷的——任何規模細小、依賴人手、利潤微薄的本地生意，只要隔壁是一條龐大得多、便宜得多的供應鏈，便難逃被蠶食的命運。
深圳的鮮花批發市場，依託中國雲南這個亞洲最大的切花產區，供應著市場上大部分玫瑰、康乃馨和百合。那裡的價格僅為香港花店經過較小、較貴供應鏈進貨成本的一小部分。在深圳，一束基本花束約售二百至四百元人民幣，折合約二百二十至四百四十港元；而在香港購入同等花材製作，成本明顯高出許多。高級花束如玫瑰或蘭花為主的花藝作品，兩地差價更為顯著。
「麻煩」消失後的套利革命
多年來，這個差價的影響有限，因為要專程到深圳買花，意味著花一個下午過關、在批發市場逐檔比較，再拎著花束坐地鐵回家。對大多數人而言，這種麻煩足以打消念頭。然而，真正改變遊戲規則的，不是差價本身，而是那道「麻煩」——如今已幾乎消失。
一批新興的小型經營者應運而生，徹底抹平了這道障礙。非正式的「代購」和跑腿服務在微信和Instagram上大規模宣傳，主打即日、人手攜帶，由深圳華強北、東門花市直送香港地址，額外運費往往只需五十五至一百六十五港元。有跑腿甚至形容，自己會親身攜著花束穿過深圳灣或羅湖口岸，出發前先拍照給客人核實花材新鮮，數小時內便送抵港鐵站交收。一名向本地媒體分享業務的跑腿表示，鮮花訂單如今已成為其副業中利潤最豐厚的部分——這門副業最初由芝士蛋糕起家，但人手攜帶花束的利潤顯然更高。
這些跑腿沒有一個持有香港花店牌照，沒有一個要繳付香港商鋪租金。而且越來越多情況下，他們連店面都不需要——只需一個微信帳號、一位深圳批發商的人脈，以及一名願意跨境奔波的跑腿。
結構性零售危機的縮影
花店東主們堅稱，他們的困境並非孤例。這是香港零售業自2023年與內地全面通關以來，一場更廣泛重整中的最新一章。餐廳成批結業，同一條街上三四間店幾星期內相繼熄燈；曾是社區地標的餅店、髮廊、精品店也陸續步其後塵。這個模式已經明顯到德勤中國的零售業分析師形容，香港正進入一段「結構性」而非單純週期性的波動期——利潤所受的壓力並非一時三刻的淡季，而是新常態。
兩股力量正同時發力。一方面，香港自身的成本——商鋪租金、人工、經由非農業型細小經濟體進口易腐貨品的成本——始終居高不下。另一方面，匯率的算式正悄悄向本地零售商不利：港元與美元掛鈎，令以人民幣計價的內地價格，在香港顧客眼中顯得越來越便宜，更何況內地疫後物價增長本身也偏軟。COVID防疫措施解除後的幾年間，香港居民北上的次數多達數千萬人次，而當中越來越多已不再是新鮮感驅動的 outing，而是日常跑腿——午飯時間或週六早上順道辦妥，買花、買芝士蛋糕、剪頭髮，和深圳灣對岸其他悄悄變便宜的東西，一併列入同一張購物清單。
鮮花的特殊脆弱性
在這場更廣泛的轉變之中，鮮花恰恰是特別脆弱的一環。與一頓餐廳飯菜不同，花束可以預先做好，兩小時內人手帶過境，依然保持新鮮。與電子產品或衣服不同，它不需要保養，不需要試穿，不需要正規零售商的品質保證——一張微信上的實物照片，對大部分買家而言已足夠放心。而且與香港人從內地帶回來的其他東西不同，買花的場合往往是行事曆上固定、無法延後的日子：母親節、情人節、畢業禮、農曆新年。正是這種「不能等」的規律性，令跨境跑腿有利可圖，也正是這一點，令本地花店輸掉這場仗尤其痛心。
轉型求生：從商品到服務
在花園街後方一間細小的家族花店裡——那種在同一個窄小舖位經營了二十年、由母親傳給成年女兒、如今大多數早上都是女兒在櫃台打理的店——盤算已經變得殘酷地簡單。鮮花要提前數天訂購，又要在幾天內趁未凋謝前售出；即使是旺角一個地舖的租金，每月也動輒數萬港元；而每逢一年之中買花的大日子，總會迎來一波更便宜的內地貨源廣告，推送給同一批滑著同一個社交媒體 feed 的顧客。
這間花店的應對方法，是專攻那些微信跑腿難以輕易複製的東西：即日設計服務、按客人要求度身訂造的繁複花藝、一小時內送達而非「今日內」送達，以及——越來越多——轉向企業客戶、婚禮和喪禮花圈，這些場合的買家想要的是一間有牌照、可追責、信得過的店家，而非最便宜的花材。這實際上與獨立書店對抗網購、或裁縫對抗快時尚的求生策略如出一轍：從商品化的市場末端撤退，轉向仍然需要真人親身在場的那部分工作。
這種撤退能否持續，仍是未知數。設計服務和即日送達單張訂單的利潤較高，但同時需要更多熟練人手——而在一個生活成本持續攀升的城市，聘用熟練花藝師本身並不便宜。業內老行尊指出，每有一間花店成功轉型為主打設計的高端生意，就有更多間撐不到轉型完成便先行捱不住：租約到期、老闆年紀漸大退下，家中無人願意接手一門基本經濟結構已經逆轉的生意。
內地暫時買不走的東西
內地的替代作用並非無窮無盡，而未來數年能夠生存下來的花店，很可能正是那些看清這個界線所在的花店。人手帶過境的深圳花束，適合用作固定日子送出的禮物；但要應付婚禮當天早上現場搭建的花藝裝置、喪事發生後數小時內就要送達的花圈，或是按合約每週更換的企業大堂花藝——這些範疇仍然講究鄰近、可靠與可追責，而這正是任何跑腿收費結構都無法完全複製的溢價。
香港自己的花卉展覽，每年春天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，如今吸引數以十萬計人次入場，本身正是這個行業「雙重現實」的縮影：公眾對鮮花的興趣一如既往地強烈，只是越來越多轉向活動、視覺盛宴與設計，而遠離最簡單的花束買賣交易——正正是內地競爭衝擊得最狠的那一環。
目前，儘管持牌花店不斷投訴無牌經營者在爭奪同一批顧客時，毋須負擔同等租金、稅項或監管成本，香港政府仍未就規管這門非正式跨境跑腿生意有所行動。這一點會否改變，充其量只是這個行業命運中的次要因素。真正重塑香港花卉業的，並非某個政策漏洞，而是一個匯率掛鈎機制、一段三十分鐘的火車車程，以及一整代顧客——對他們而言，「內地」早已不再是外地，而只是一間更大商場裡，比較便宜的那條走廊。